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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仁义还是愚蠢:泓水之战时宋襄公到底在顾虑什么?

2021-06-25 12:12:58 阅读:0

文:雕龙历史

如果没有泓水之战,宋襄公应该仍是一个为人称颂的仁义之君,可是那一仗打完,宋襄公的“仁义”就变成了“愚蠢”。

周襄王十四年(公元前638年),宋襄公率兵攻打郑国,郑国向楚国求援。然而楚国并没有去郑国援救,而是直接向宋国进军。

楚国这一招“围宋救郑”施得极妙,不但能解郑国之围,时机得当还能直接攻下宋国。

宋襄公得知消息后大惊,只得放弃原本的作战计划,率军星夜赶回。楚宋两军在泓水(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)相遇,宋军驻屯于北岸,楚军自南岸开始渡河。

楚军渡河过了一半时,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向他提议:“楚军来势汹汹,我们兵力薄弱,可以趁现在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宋襄公却说:“我们是仁义之师,怎么能在敌军渡河的时候开战呢?”

楚军全部渡河之后,开始在岸边布阵。目夷又对宋襄公说:“楚军阵型尚乱,正是攻打的好时机!”宋襄公倒是淡定:“又说那话,我们是仁义之师,怎么能在敌军没布好阵的时候开战呢?”

仁义是美德,但在战场上,对敌人仁义就是对自己残忍。

宋襄公仁义,楚军却毫不客气,一拥而上杀得宋军一败涂地。宋襄公身受重伤,第二年不治而亡。

这一场仗,宋襄公口口声声的仁义让他丢了胜利,丢了士兵,丢了性命,还丢了他奋斗多年积攒下的好名声。后人据此定制了一个成语“宋襄之仁”,嘲笑了他两千多年。

宋襄公为什么要这么打,难道仅仅是因为仁义?实际上在这背后,他有更高的追求。而这场仗,注定了宋襄公必须要打,而且只能这么打。

在泓水之战以前,宋襄公是天下名“仁”。

宋襄公本名兹甫,是宋桓公的嫡子,君位的准继承人。宋桓公病重之际,兹甫提出要将君位让贤给庶出的哥哥目夷,理由是目夷比自己年长,而且非常仁义。这理由看起来合理,但是废嫡立庶根本不合规矩。

目夷之然不敢接这君位,直呼这样的让国之举才是最大的仁,在你推我让中宋襄公登上了君位,也因此赢得了仁义的美誉。

也是因为宋襄公的仁义,齐桓公才会在葵丘会盟上,将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,他相信宋襄公这种人一定会遵守约定、尽心尽责。

果然,齐桓公死后,齐国发生内乱,宋襄公不负嘱托,顶住压力,联合卫、曹、邾三个小国共同伐齐,送太子昭回国登基。

齐国贵族对太子昭本来就怀有同情之心,另外他们也摸不清这四国军队的实力,于是杀了竖刁,赶走了易牙,在国都临淄迎接太子昭回国。

在宋襄公的帮助下,太子昭顺利登基,是为齐孝公。经过这件事,宋国和齐国的关系更为亲密,宋国实力大增,宋襄公仁义的名声也比之前更加响亮。

自此之后,宋襄公对仁义到了近乎迷信的地步,仁义就是他的人生准则。他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,不是因为宋国兵力有多强盛,而是他被人人称赞的仁义。

宋襄公认为有了天下无双的“仁义”,就有必要扛起霸主的大旗,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维护好自己的“仁义”形象。

这就是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为什么不半渡而击的原因之一。一旦他攻打了没有准备的楚军,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“仁义”形象就破灭了,仁义不再,他就失去了争夺霸主的唯一优势。

所以,宋襄公并非不知道作战的时机,而是一个仁义之师不能做这样的事。只是没想到,他因仁义起步,却也是因为仁义丧生。

宋襄公不愿半渡而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——他的对手是楚国。

对于楚国,宋襄公既畏惧又不屑。他畏惧楚国的实力,但是对于楚国的行径却相当鄙视。这就像一个优雅的贵族瞧不起粗放的富豪一样,宁愿挨打也不低头。

这种鄙视是改不掉的,即使宋襄公输了,他一样会鄙视楚国,认为他们是蛮夷。

而到了泓水之战的时候,宋襄公对楚国就不仅是鄙视了,还多了一份憎恨,因为他在不久前吃过楚国的亏。

周襄王十三年(公元前639年)秋,宋襄公在盂地召开会盟。赴会前,宋襄公拒绝了目夷让他多带兵马建议,因为他说过所有人都要轻车简从前往,自己也不能例外。

结果盟会上他和楚成王因为霸主地位产生争执,被楚成王埋伏的军队活捉。直至冬天在鲁国的调停下,宋襄公才被释放。

宋襄公心里憋着一口气啊!但是直接打楚国不现实,实力不够。于是转而攻打亲楚分子郑国,这就出现了开始的那一幕:郑国求援,楚国攻宋救郑。

此时无论宋国实力有多不济,宋襄公也决不会求和。刚受完楚国的欺负,报仇还来不及,岂能认怂!这不是胜负的问题,是尊严的问题。

在宋襄公的心里,这场仗要打,不但要打,还要光明正大的打。“楚人尚诈我必信,彼兵尚奇我必正”。若半渡而击,那和楚国这样不守信用的蛮夷又有何区别!楚国强大又怎样,当年的称霸齐国不还是败给了宋国为首的仁义之师?

更重要的是,这一仗一旦赢了楚军,宋襄公天下霸主的地位便稳坐无疑!

可惜了,这次宋襄公所相信的仁义并没有发挥作用,霸主没坐上,反而损失了自己的家国性命。宋襄公输了之后依然嘴硬,他希望能再以仁义之名博得大家的认可,没想到招来的只是嘲笑。

仁义无罪,仁义不是让宋襄公失败的原因,真正让他走向失败的,是对名誉的过度追求。

宋襄公这一生可以说因名声而起,也为名声所累。与其说他坚守的是仁义道德,不如说是在守护他“光辉”的仁义形象。

只是,这种没有实力作为依托的形象,终究还是要破灭。两千多年前的宋襄公如此,今人也是如此,只是都不自知,或者不愿意承认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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