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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枚为何说李世民和魏征是一对戏精?又为何说魏征不配为“贞”?

2021-08-27 15:21:51

李世民魏征一直被誉为君臣千古典范,魏征就喜欢啪啪打人脸,李世民则很享受啪啪挨打,结果打出了帝制历史上的一座丰碑。清代学者袁枚却认为这不是丰碑,而是两座奥斯卡奖杯,李世民魏征是一对出色的演员:

“太宗有故纵魏征之心,博纳谏之名。魏征有挟制太宗之意,彰能谏之直。”

意思是,李世民为了博取纳谏的美名,故意纵容魏征,而魏征则心领神会,挟持李世民的意图,彰显自己铮臣的形象。因此袁枚认为,剥开真相,二人其实是在搞政治秀而已。

袁枚的这个思想影响很大,很多人咬文嚼字,深扒三层皮,越来越觉得君臣之间确实有作秀的成分。

袁枚还总结说,魏征进谏有个特点,他要先对进谏的问题做一个评估,如果这个问题可行,且皇帝不接受的话又无伤大雅,那就进谏;如果这个问题说了又会得罪皇帝,那就知趣地闭上嘴。

因此袁枚作出了两个结论:“其谏太宗之心,即其谏建成之心矣。女之四嫁,而以克家称者也,谥之曰贞,愧矣!”

魏征李世民的进谏,跟对李建成的进谏一样,都是虚伪的。同时他就像一个嫁了四次的女人,明明是克夫的祸害,却获得了一个“贞”字谥号,简直就是一种羞辱。

袁枚魏征的评价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,已经达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,估计魏征要是活着肯定会三秒内就被气死。那么魏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袁枚的评价到底是否公正呢?我们先从魏征的“四嫁”谈起。

魏征是否该为“四嫁”背枷锁?

魏征出身于一个小士族家庭,隋末时他加入了瓦岗寨,担任典书记。李密非常欣赏魏征的文章,却又不能用魏征给他献上的“十策”。

在洛口之战前,魏征再次献策说:目前的局面不利于作战,应该高沟深垒死防,等王世充粮尽撤军时在从背后袭击。李密不听,结果输光了家底,只好向西归顺了李渊

魏征也跟着李密到了长安,可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任用。吃白饭的滋味不香,于是魏征自请到山东招降割据武装。这个职位叫“安集掾”,给一个使者的身份,能招降就是赚的,招降不了也没损失,那些无法安置的边缘人员,通常会以这种身份被派出去四处撒网碰运气。

魏征这次出差捞了一条“大鱼”,也坏了自己的“贞操”。

他来到黎阳,说降了守将徐世绩(李勣)。徐世绩当时奉李密之命守护黎阳仓,李密匆匆忙忙跑到长安,把徐世绩当孤儿弃了。魏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,说服徐世绩归唐,开黎阳仓输粮于唐将李神通。

李唐建国战争中,魏征就做了这么一件拿得出手的贡献,可他还没来及因此得到提拔,就丢了“贞操”。

原来窦建德攻陷了黎阳,徐世绩、李神通和魏征都成了俘虏,魏征被迫接受了窦建德起居舍人的职务,当了一回伪官。

李世民打败窦建德之后,魏征才“翻身得解放”,再次回到长安。这一次运气比较好,他得到了李建成的赏识,被任命为太子洗马。洗马不是“弼马温”,而是太子的政务顾问,职务不高,地位不轻。

李建成李世民争斗期间,魏征曾经给李建成提出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建议,第一条,跟李世民争夺平定刘黑闼的军事指挥权,第二条,对李世民要先下手为强。

很多人只看到争夺平刘黑闼军事指挥权的战功问题,却没看到更重要的一层,即抢夺河北集团的支持。哥俩矛盾是怎么来的?因为李世民平定山东后,将山东武装势力和士族集团全都收归自己帐下,形成的政治势力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。所以,河北集团再也不能落到李世民手中,这才是魏征眼光毒辣的地方。

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第一条意见,却没有听从第二条建议,结果被李世民抢先下手了。玄武门之变后,再次做了俘虏魏征不客气地对李世民说:“太子要是听我的话,哪有今日之祸?”

李世民爱才,也想收复李建成余党,所以赦免了魏征,并任命其为谏议大夫。历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三个主人,“四嫁”的魏征终于修成正果了。

不过我个人认为,袁枚这个充满道德审判的字眼非常不恰当,甚至显得迂腐不化。

乱世之中有识之士都想有所作为,都相投真主,可真主只有一个,难免看走眼,或者没机会一步到位,改换门庭是常态。李唐阵营中,元谋功臣也只有17位,从龙之臣基本是李家的关系户,大多数功臣都是降将。

比如秦琼就换了五位主人,与魏征一起被俘的徐世绩也担任了伪职。李建成的党羽后来投靠李世民的更是不计其数,比如薛万彻兄弟、宰相王珪等。袁枚凭什么单单讽刺魏征“四嫁”呢?难道明知前面看走了眼,还要一错到底?

魏征进谏原则是否如袁枚所说?

首先袁枚评价魏征进谏的标准就有问题。我们再把袁枚的评价拉出来:“知其说之可以行,即不行亦无害,则谏。知其说之必不行,而又犯上所忌,则不谏。”

他的意思是,魏征进谏关心的第一个要素是皇帝的态度,触怒皇帝的话不能说;第二个要素是内容的安全性,哪怕不被接纳也无所谓。而进谏最重要的要素——内容的实际意义,却不在魏征的考量范围内。

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我们看一看魏征到底进谏了哪些内容,以及李世民的态度。

魏征一生进谏超十万言,光贞观初年就谏言二百余事,新旧唐书记录了十几件事,并摘录了四五篇奏疏,内容相当庞杂,我们选择比较典型的几件事。

奏改三品官拜亲王礼仪:当时朝中的礼仪是亲王为尊,哪怕是三品以上的官员,在大路上遇到亲王,都必须下车行礼。宰相王珪认为这么做有违礼仪,请奏改正。

李世民很不高兴:“你们想抬高自己的地位,就卑下我的儿子吗?”王珪没敢搭话,魏征接过话头:“自古以来亲王的地位就在三公以下,本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天子的列卿和八座之长,他们给亲王下车行礼,这不是亲王能受得起的。”

李世民不服,以嫡庶之别比喻君臣,认为三品以上官员不拜亲王就是轻慢天尊。魏征不为所动,他据理力争,逼得李世民批准了王珪的奏请。

止黜责上封者:封奏相当于意见箱,即用非公开的方式对皇帝提意见,包括批评皇帝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,可是很多人驴唇不对马嘴,浪费了李世民大量时间,气得他下旨,如果再以捕风捉影的方式提意见,上封奏的人就会挨骂或罢官。

魏征提出反对意见:“封奏和古代立谤木一样,都是为了让君主及时了解自己的过失,您既然想闻过,就不要在意别人说话的方式,人家说得对,就对你有益,说得不对,也无损于国家,为何要处罚封奏的人呢?”

责备李世民骄傲自满:一次李世民大宴群臣,席间他有点小傲娇,问魏征当今跟古代大治之世有什么区别,魏征冷冷地说:“贞观初年,您鼓励大家进谏,三年以后要顺着你说话,你才能接受,如今您即便勉强接受批评,也是满肚子不服气。”

李世民大吃一惊:“我真的堕落成这样了?你举例说明。”

魏征说:“当初元律师论死,孙伏伽认为判得太重,您把兰陵公主的府邸奖励给孙伏伽,大家都说奖励太重了,你坚持认为应该鼓励直言进谏。后来柳雄被论死,戴胄和稀泥顺着你说,先判他坐四五天牢再释放,你这才高兴,这叫‘悦而从谏’。前段时间皇甫德参批评您修洛阳宫劳民,收地租敛财,尚高髻坏俗,您愤愤不平地说,‘国家不征一民,不收一租,宫人光头,才能让你称心如意?’我当时就说,‘大臣进谏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,难免语言急切,甚至近乎讪谤。’您这才接受了皇甫德参的进谏,可心里始终愤愤不平。这些都说明,你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谏言了。”

李世民醒悟:“只有你才会对我说这些,人总是这样,很难认识自己。”

阻封禅泰山: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,李世民其实有资格封禅泰山的,他原本也想举办封禅仪式,可惜被魏征制止了。李世民很不爽,连发七问责备魏征

魏征毫无惧色,说了一段长篇宏论,大意是说,您虽然有一定的成绩,但如今国家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,封禅是虚名,实则很耗费民力财力,且容易引起夷狄的觊觎之心,实在得不偿失。

李世民虽然很想封禅,但还是咬咬牙接受了魏征的建议,放弃了。

像这样惹得李世民不高兴,甚至发怒的进谏还有很多,请问魏征真的如袁枚所言,他所进谏的事,哪一件事是可有可无的小事?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态度吗?

事实上,因为太丢面子,李世民曾经向魏征“求饶”:你能不能当面顺着我,背后再提意见?魏征一口回绝:“当年顺从,退后说事是尧舜最反对的。”那意思就是说,您不是想当尧舜嘛,那就得有尧舜的心胸,接受当面挨喷。

还有一次,李世民魏征怼得拂袖而去,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发誓要“杀了这个乡巴佬”。这种做派像是演员吗?也太玩命了吧?

至于说魏征进谏过程中有奉承的词语,那就太吹毛求疵了。进谏的目的是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,照顾别人的情绪难道不是进谏的基本技巧吗?难道非要针锋相对,把自己搞成比干才叫铮臣?

魏征直言不讳地亮明态度:我愿意做良臣,不做忠臣,忠臣要用我的生命,和你的污名来成全,所以忠臣的存在,其实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损失。这恐怕就是当初李建成不接受他的谏言,他也不固执己见的原因。可在李世民面前,魏征就敢于说真话。

李世民是否有沽名钓誉之嫌?

客观讲,李世民在很多事情上有表演的成分,比如他比刘备还要擅长哭。不过,如果说李世民纳谏是沽名钓誉,我是一万个不赞成。

所谓沽名钓誉,是指一个人行为的真实目的与表面宣扬的不一致,比如李世民纳谏,如果有证据表明他一边鼓励大臣们进谏,一边又不采纳谏言,甚至对进谏者打击报复,那就是沽名钓誉。

事实上不是如此,李世民为了纳谏,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,甚至做到了宁可委屈自己,也要鼓励大臣们进谏,也尽可能地采纳进谏,行为与目的一致,这怎么能叫沽名钓誉呢?

魏征贞观之前,除了说降徐世绩而外寸功未立,却被李世民列于凌烟阁功臣榜第四位,这就说明,魏征的谏言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

有一次李世民问岑文本:“你觉得魏征诸葛亮相比谁更贤能?”岑文本惊掉了下巴:“诸葛亮才兼将相,魏征怎么比得了?”

李世民摇摇头:“魏征用仁义辅佐我,让我更接近尧舜,诸葛亮也做不到这一点!”

还有一次,李世民当着大臣们的面说:“贞观之前,跟随平定天下的,房玄龄功列第一;贞观之后,对我尽心尽力,为了国家和人民犯颜直谏,匡正我的过失,只有魏征一个人。即便古代的名臣,恐怕也不一定超过他吧。”

可见,李世民认为魏征的心思一直在国事上,一直在匡正君主上。贞观十六年,李世民任命魏征太子太师,辅弼危机中的太子李承乾,他说:“当今天下魏征最忠诚正直,由他辅佐太子,我才放心。”

魏征病逝后,李世民魏征的奏疏写在屏风上,放在自己的卧室,又宣读一篇魏征未能完成的奏疏,并泪洒当场:“魏征死了,我失去了一面镜子。”

这些足以说明,李世民纳谏绝不是沽名钓誉,魏征更不是他“捧哏”,而是他前进中的拐杖,大唐帝国的重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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